神舟5号飞船将中国人的想象力也发射到宇宙太空。中国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航空航天事业。让人奇怪的是，在原子弹、火箭、载人飞船等尖端科技领域，中国人并没有被甩得太远，但在航空与航海上，中国的不足十分明显，尤其在商用领域更是如此。这就不能责备人们问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爱国权力。其实，尽管新中国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起来的，但在航空上也有后发优势。上世纪70年代，“运十”飞机与欧洲的“空中客车”同时面世，就是一个铁证。但两者的命运如此地不同，以致几次三番地被当作话题使人们唏嘘不已。事实上，飞机的制造需要一大批科技人才，不过最有天才的人往往产生于兴趣。而航模恰恰是使人们自小对飞行与天空发生兴趣的玩具，甚至是许多成年人的“玩具”。这些“玩具”启发了人的兴趣与灵感，成了人们心智的永恒的守护天使。
一个时代的记忆
航模运动本来是一个奥运项目，因此在建国之初得到大力的提倡，各个城市、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运动员。1958年10月在北京市国防体协主办的创纪录测验中，李长洲和杨邦荣的三级牵引项目分别以939分和892分的成绩，超过了当年世界冠军苏联索可洛夫867.5分的成绩；罗四逐在自由飞项目中创造了1256分的绝对成绩，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皮利这一年创造的900分的世界纪录。此后，航模运动成了国人的骄傲，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风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校初期即开展航模科技活动，并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重视。1956年3月18日，北航正式组建了航模运动代表队，由张考任队长，陈肇和、洪家庆为副队长，队员由北航航模协会推荐28名优秀会员组成。
195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北航航模队代表北京市参赛，以4587分的成绩荣获航空模型竞赛的全国冠军。陈肇和以204.5公里/小时获二级线操纵竞速模型飞机的全国冠军，盛焕鸣以1077分夺得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的全国冠军。
1960年1月，经国家体委正式批准，在北航航模表演大会上，国家体委代表向北航的盛焕鸣、陈肇和、张霭琨、罗四逐、李长洲等颁发了我国第一批航模运动健将的证书和证章。
1960年2月，北航航模队成立了活塞式直升机模型创纪录小组。并于5月18日由北航航模运动员孙景桥以91.5公里的成绩，破了1959年8月由苏联运动员鲍里索夫创造的21.5公里的活塞式模型直升机直线飞行距离世界纪录。
1965年9月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北航运动员罗四逐代表北京市在二级线操纵模型飞机圆周竞速比赛中，以241.6公里/小时的成绩获全国冠军。超过了美国运动员维涅斯基1964年在布达佩斯创造的227公里/小时的世界纪录。
在那个时代，航模运动遍及中国，这对于制造飞机的技术人才的培养十分有利，正是在这个氛围下，中国出现了“自己”的造机队伍。也正是航模运动的普及，才会有“运十”的研制。尽管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但氛围是最好的市场与学校。
不过，文革的破坏和航模运动在奥运项目中的取消，使中国航模运动走入低谷。在很多地方，航模运动成了遥远的记忆。
风景“那边”独好
航模运动的折戟中国显出决策上的短视，也可见国人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形式，航模运动在欧美一直是人们热中的游戏，并且早已形成航模经济。最主要的作用恐怕是它对于欧美人的潜在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沉淀成民族的素质。航模不同于一般玩具，在它身上体现了许多的技术成分，在玩的过程中，心灵会得到无形的科学洗礼，于是也就会造就许许多多对航空航天感兴趣的人们，并在这些人里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及动力专家，于是最好品质的飞机等产品面世，进一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它的作用要用欧美的发达与文明才能解释。总之，欧美在航空航天上的领先，有着航模运动广泛普及的背景，而这背景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文化。最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在那里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运动，并且是连续的、非功利性的，凡此，成就了“那边”的美丽风景。
北航航模运动在“文革”中被停止，八十年代后逐步恢复，进行了航天飞机模型的发射和伞翼机模型的试飞。1982年，北航三十周年校庆前后成立了航模协会，由孙景桥任会长，协会在学生当中推广航模课外科技活动，并取得飞速的发展。1984年北航小飞机协会成立，由胡继忠任指导老师，“小飞协”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科技活动，汇集了大批多学科专业人才。
